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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风雨如晦:乱世中的商道抉择
第一节 时局崩析:白银外流与税赋绞索
光绪二十六年夏,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消息传到山西时,苏承宗正在汇通天下票号的地下金库里清点账册。鎏金算盘珠子在烛光下泛着冷光,账页上“庚子赔款”四个字被墨水晕开,像一团洗不净的血渍——朝廷刚下了明诏,各省需按商税基数分摊两千万两白银,山西作为票号重镇,摊派额度竟占全国一成。
“老爷,太原府的税吏已经在二门外候了三个时辰。”管家苏福的声音带着颤音,袖口还沾着前线传来的战报残页,“祁县乔家的票号昨天被砸了铺子,说是通敌卖国……”
地窖铁门“吱呀”作响,穿堂风卷着浮尘扑进账本。苏承宗盯着墙上挂着的《晋商五戒》匾额,忽然想起三十年前父亲临终前说的话:“商道如黄河,遇山需绕,遇滩需等,唯独不能断了活水源头。”此刻窗外传来此起彼伏的“缴捐救国”铜锣声,他知道,这股裹挟着战乱与苛税的浊流,比当年谭宗浚的打压更凶险十倍。
商会紧急会议在平遥古城的城隍庙召开。七十二家商号的掌柜围坐在香案前,供桌上的吕祖签筒被碰得叮当作响。“每亩地加征三成厘金,这是要剜我们的心头肉!”盐业巨头王掌柜猛地拍碎了茶碗,“去年陕甘大旱,我们捐了二十万石粮食,如今还要拿商号做钱庄抵押?”
苏承宗抚着案头的《申报》,报上刊登的上海租界洋商免税通告刺得眼睛生疼。他忽然想起前日在码头看到的景象:英国商船满载着山西煤炭顺运河而下,船舷上“怡和洋行”的旗帜在风雨中猎猎作响,而岸上晋商的车队正被官兵以“军需征调”为由强征骡马——同样是运煤,洋商缴的厘税竟比华商低七成。
“诸位,朝廷要的是银子,洋人要的是市场,可咱们的活水源头,”苏承宗忽然举起算盘,算珠在指尖拨出急雨般的声响,“是这三晋大地的民心,是千万张等着吃饭的嘴。”他展开一张手绘地图,红笔圈住的太原、汉口、上海三个据点格外醒目,“去年咱们联合创办的‘晋丰货栈’,如今该派上用场了。”
第二节 暗度陈仓:商道与官道的灰色平衡
深夜的太原府衙后堂,师爷正在给苏承宗倒茶。青瓷杯底沉着半枚枸杞,像一滴未凝的血。“苏大掌柜果然大手笔,”知府大人拨弄着案头的翡翠扳指,“三十万两银票换三个月的商税缓征,可朝廷那边……”
“大人放心,”苏承宗推过一个锦盒,里面是一本装订工整的账册,“汇通天下新推出的‘官银汇解’业务,能让大人的养廉银隔天到沪上钱庄——至于分摊的赔款嘛,”他指着账册上密密麻麻的条目,“山西票号去年亏损三成的账目,想必户部也不想看得太清楚。”
窗外传来更夫敲梆的声音,已是三更天。苏承宗摸着袖口藏着的密信,这是刚刚收到的汉口线报: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急需五千吨无烟煤,而英国怡和洋行正用低价倾销挤压晋商煤路。他忽然想起儿子苏明辉说过的话:“洋人卖的不是煤炭,是挖煤的机器和运煤的铁路。”
次日清晨,一队插着“晋商义赈”黄旗的车队驶出归化城。车厢里装的表面是赈灾粮,底层却藏着用油布裹紧的精煤样品——这是苏承宗特意让煤矿改用“西法筛选”的无烟煤,热值比普通煤炭高两成,烟尘却少了一半。车队在雁门关遇劫时,押车的护院亮出了山西巡抚亲赐的“急公好义”虎头牌,山匪头子看着车上印着的“赈济陕甘”字样,最终只抢了五车麸皮。
“老爷,汉口传来消息,”苏福举着一封加密信笺冲进书房,“铁厂的德国工程师试过咱们的煤,说能省三成焦炭!张之洞大人要见您,亲自谈长期供货的事。”苏承宗看着墙上的世界地图,指尖划过长江流域——那里不仅是煤炭市场,更是连通南洋的黄金水道,洋人尚未染指的内陆腹地,或许就是晋商破局的关键。
第三节 困兽之斗:商会内耗与绝地反击
中秋前夜,商会祠堂里的争执声惊飞了梁上的夜鹭。“苏会长非要跟洋人对着干,这不是拿咱们的身家性命冒险吗?”布庄的陈掌柜举着账本怒吼,“上个月洋布倾销,我家三个染坊都关了门,你让我拿什么支持你的‘国货同盟’?”
香案上的长明灯忽明忽暗,苏承宗看着祠堂里七十二块晋商老字号的匾额,忽然想起父亲带他第一次拜祭祖师爷时说的话:“晋商能走天下,靠的不是单打独斗,是拧成一股绳的‘相与’之道。”他缓缓展开一卷《晋商公约修订案》,纸页上“抵制洋货、共保市场”八个朱砂字还带着潮气。
“陈兄看看这个,”苏明辉忽然站起来,将一叠报表拍在桌上,“我们测算过,只要山西布商统一从江南采购改良棉种,用隆昌实业的新式织机,成本能比洋布低两成——”话未说完,窗外忽然传来玻璃碎裂的声响,一块裹着传单的石头砸在供桌上,传单上“苏半城通敌卖国”的血字还在往下滴着颜料。
骚乱持续了半个时辰,直到苏明远带着护院冲进祠堂。他腰间别着的勃朗宁手枪还冒着热气,袖口沾着不明液体:“城西的洋货商行今晚遭了抢,洋人找巡捕房封了咱们三个货栈。”少年的眼睛在烛火下泛着冷光,这个曾经沉迷鸦片的纨绔子弟,如今已能在马背上用短枪打断百米外的灯笼穗子。
凌晨时分,苏承宗独自坐在票号的地下密室里。石墙上刻着历代晋商的家训,其中一句“见利思义,以义制利”被摸得发亮。他摸着案头新到的《马关条约》抄本,目光停在“允许外国在华设厂”那条上——洋人要来抢的,不再是简单的商品市场,而是整个中国的实业根基。
“爹,我联系了汉阳铁厂的留洋学生,”苏明辉抱着一叠图纸推门进来,图纸上画着新式炼焦炉的结构图,“只要咱们能改良土窑,就能给铁厂供应焦煤,比卖原煤多赚三倍。”年轻人的袖口还沾着煤灰,这是他在煤矿蹲守三天的痕迹。苏承宗忽然想起妻子临终前的话:“明辉像你年轻时,眼里总装着天下事。”
窗外传来第一声鸡啼,苏承宗铺开信纸,笔尖在“晋商实业同盟会”的落款处顿了顿。他知道,这一纸盟约不再是简单的商业联合,而是在列强瓜分狂潮中为民族工业筑起的最后一道堤坝——就像当年祖辈走西口时,用骆驼队在荒漠中踏出的商道,哪怕前方是沙暴漫天,也得有人先走出去。
第四节 家国同构:当商道融入世道
光绪二十七年春,西安行在的宫墙外,苏承宗跪在黄土路上。他身后是三百辆装满粮草的大车,车辕上插着“晋商勤王”的杏黄旗——这是他用三个月时间筹措的物资,其中半数来自商会成员的义卖,还有三成是拿自家老宅作抵押贷来的银子。
“苏爱卿起身吧,”慈禧太后的声音透过轿帘传来,带着西北风沙的粗粝,“听说你在山西办了个‘工艺局’,让妇孺纺线织布?”苏承宗抬头时,正看见太后鬓角新添的白发,忽然想起自家老娘临终前也是这样握着他的手,让他“别做亏心买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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