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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安九年(204年),公孙度病逝,其子公孙康继位。康继承父志,“破高句丽,屠其城”,并在公元209年“斩袁尚、袁熙,传首曹操”,获封“襄平侯,拜左将军”。但家族的巅峰背后,已暗藏危机。
公孙渊掌权后,试图在魏、吴之间“两头通吃”。他先接受孙权册封“燕王”,后又杀吴使降魏。这种反复无常的策略激怒了魏明帝曹叡,景初二年(238年),司马懿率四万大军远征辽东。《汉晋春秋》记载,襄平城破时,“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千余人皆杀之,以为京观(积尸封土)”,公孙氏三代经营的辽东政权彻底覆灭。
五、野史遗闻:“玄菟奇人”的神秘色彩
民间对公孙度的评价充满传奇色彩。《搜神记》记载一则异闻:公孙度初到辽东时,曾见“襄平延里社生大石,长丈余,下有三小石为足”,有巫师称“此乃‘三公之象’,君当为土下之王”。这一传说,为其割据辽东披上“天命”的外衣。
更有趣的是,朝鲜半岛的野史《三国史记》记载,公孙度曾“遣使入百济,教其书记”,间接促进了辽东文化向朝鲜半岛的传播。这种“文化输出”的侧面,也反映出公孙氏政权在东北亚的影响力。
六、历史启示:偏安政权的生存悖论
公孙度的辽东霸业,是乱世中“边缘政权”的典型样本。他以小吏之身割据海东,凭借“远交近攻”和“文化渗透”维持三代统治,却因子孙的短视最终覆灭。《三国志》评价其“拥据辽东,有箕子之旧风,未从正化,遂乃恃险远,恣睢(zi sui)自封”(占据辽东,虽有古代遗风,却未归附正统,凭借天险肆意割据),道出了偏安政权的根本矛盾:既想独立于乱世,又缺乏问鼎天下的格局。
历史证明:在大一统的趋势下,任何“偏安称王”的企图,最终都将被时代的浪潮吞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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