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96章 邮电通信资费调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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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首语

【画面：1966 年 7 月的北京邮电部大楼，老式电梯缓缓上升，走廊里堆满了用麻绳捆扎的用户意见书。镜头推进资费政策制定办公室，负责人老黄戴着老花镜，手中的红蓝铅笔在密密麻麻的财务报表上反复勾画，窗外的蝉鸣透过纱窗传来，与算盘珠子的碰撞声交织在一起。字幕浮现：1966 年盛夏，当邮电通信网络不断延伸，资费体系却仍停留在过去的刻度。老黄和他的团队在账本与民意之间寻找平衡点，用一次次数据测算、一场场答疑会，试图让带着邮票的信件、拨通听筒的电话，既能承载企业的运营重量，又能贴近百姓的生活温度 —— 这场看似数字的变动，实则是通信服务走向千家万户的关键一步。】

1966 年 7 月 5 日，邮电部会议室里，49 岁的资费政策制定负责人老黄将一叠《1966 年上半年运营成本分析报告》摊在桌上，报表上 “纸张成本上涨 23%”“长途线路维护费超支 18%” 的红字格外刺眼。他摘下眼镜擦拭镜片，对参会的各省市代表说：“现行资费标准是 1958 年制定的，八年间物价翻了两番，再不调整，连邮票的油墨钱都快付不起了。”

一、账本里的困局

根据《1966 年邮电资费调整档案》（档案编号 Ydb-1966-07-02），当时邮电企业面临三重压力：一是原材料价格持续攀升，生产一枚普通邮票的成本从 0.003 元涨到 0.008 元；二是通信网络扩张导致运营成本激增，仅 1965 年新建的西南通信干线，每年维护费用就高达 300 万元；三是资费结构不合理，长途电话每分钟 0.15 元的定价，让普通百姓望而却步，使用率不足设计容量的 40%。

老黄在调研笔记中记录了一个细节：在上海某工人新村，一位母亲每月写信给外地儿子的费用，占家庭收入的 3%。“通信不该是奢侈品，” 他在团队会议上敲着数据统计表，“但企业也不能赔本赚吆喝，得找到中间点。”

二、数据中的博弈

为制定合理方案，老黄带领团队走访了全国 27 个省市。在广州邮局，他发现平信投递中，30% 的信件因地址不详被退回，造成重复劳动；在成都电报局，夜间线路闲置率高达 70%。“资费调整不能一刀切，”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，“要让价格杠杆盘活资源。”

经过三个月测算，团队提出 “阶梯定价 + 时段优惠” 方案：平信首重资费从 0.04 元上调至 0.08 元，但增加 “精准地址邮寄优惠”；长途电话实行 “峰谷电价” 模式，夜间资费下调 40%。方案初稿完成时，老黄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揉成团的演算纸，最上面那张还留着被茶水洇湿的痕迹。

三、舆论场的风暴

7 月 20 日，《邮电通信资费调整公告》一经发布，立即引发社会热议。北京西单邮局门口，退休教师老王举着报纸质问工作人员：“寄封信比买个烧饼还贵，这合理吗？” 而上海某纺织厂的厂长却在企业会议上表示：“夜间长途降价，以后和外地客户谈生意能省不少钱。”

老黄每天要处理上百封群众来信。在回复一位农村教师的信中，他详细列出油墨、纸张、运输等成本构成，并建议使用 “邮政包裹优惠套餐”。“群众不是反对涨价，” 他在内部会议上说，“是要知道钱花在了哪里。” 为此，邮电部紧急印制了 10 万份《资费调整说明手册》，随报刊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