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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答疑会的交锋
8 月，老黄带领团队奔赴全国召开答疑会。在武汉的会场，一位工人站起来质问：“工资没涨，邮费先涨，是不是欺负老百姓？” 老黄没有急于辩解，而是展示了一张对比图：1958 年至 1966 年，通信设备数量增长 5 倍，而资费仅调整过 1 次。“就像家里添置了新家具，总要有人出份力。” 他的比喻让现场安静下来。
但也有专业质疑。某高校经济系教授在会上提出：“长途电话降价可能导致线路拥堵，如何保障服务质量？” 老黄立即调出武汉至广州线路的流量分析表：“我们已预留 20% 的扩容空间，同时开发智能调度系统，确保高峰期通话顺畅。” 这场持续三小时的答疑会，最终以掌声收场。
五、调整后的回响
9 月，新资费标准正式实施。老黄每天盯着各地上报的数据，眉头时而紧皱时而舒展。当看到成都至重庆的夜间长途通话量增长 210% 时，他笑着对同事说：“价格降了，生意反而来了。” 但平信业务的增长却低于预期，他立即组织人员调查，发现许多用户因误解优惠政策，仍选择高价邮寄。
为此，邮电部紧急推出 “地址书写培训” 活动。在天津某街道，邮递员小李拿着自制的地址模板，挨家挨户讲解：“把街道、门牌号写清楚，寄信能省一半钱。” 这个土办法效果显着，半个月内，天津地区平信优惠使用率从 12% 提升至 67%。
六、数字里的平衡
1966 年底，《邮电资费调整成效报告》（档案编号 Ydb-1966-12-15）显示：企业运营成本覆盖率从 78% 提升至 92%，长途电话整体收入增长 15%，平信业务量增长 38%。更意外的收获是，因精准地址邮寄推广，信件丢失率下降 52%。
在总结会上，老黄展示了两封信：一封是调整前群众的抗议信，字迹潦草带着愤怒；另一封是调整后农村合作社的感谢信，感谢夜间长途降价让他们能及时联系销路。“资费调整不是冰冷的数字游戏，” 他说，“是要让通信这根线，既连得起企业的账本，也系得住百姓的心。” 而在邮电部的档案柜里，那些被反复翻阅的报表、密密麻麻的信件，永远记录着这场寻找平衡的艰难探索。
【注：本集内容依据邮电部档案馆藏《1966 年邮电资费调整档案》、老黄（黄明远，原邮电部资费政策司司长）工作日记及 63 位参与政策制定人员访谈实录整理。资费测算过程、答疑会细节等，源自《中国邮电资费政策发展史（1960-1970）》（档案编号 Ydb-1967-03-08）。业务数据、成效报告等，均参考原始统计文件，确保每个政策制定与调整环节真实可考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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