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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甘露之变冷眼:党争里的生存哲学
太和九年的甘露之变,宦官仇士良杀了宰相王涯等千余人,朝堂血流成河。牛僧孺当时被罢相在家,侄子牛丛劝他:“叔父怎么不上书救救大臣们?”他摇摇头:“这是宦官跟李训、郑注的争斗,我要是插手,下一个死的就是我。”(《唐阙史》)
他的冷静是党争逼出来的。甘露之变前,李党支持李训,牛党保持中立,结果两边都被宦官收拾了。事变后,仇士良请牛僧孺出山,他装病不去,跑到洛阳建了座“归仁园”,天天跟白居易、刘禹锡写诗玩。白居易在《赠牛相公》里写:“宦海浮沉四十年,回来还带着满肚子愁。”
六、会昌灭佛之争:政见背后的文化较量
会昌年间,李德裕支持武宗灭佛,拆了四万多座寺庙,二十六万僧尼还俗。牛僧孺却上奏:“佛教虽是外来的,但讲慈悲,何必全毁掉?”他建议“留大寺,精简僧尼”,被李德裕怼回去:“牛公又想和稀泥!”(《佛祖统纪》)
这事儿本质是文化路线之争。李党推崇儒家礼法,瞧不上佛教;牛党不少人受禅宗影响,主张包容。牛僧孺在洛阳建了座“石竹寺”,亲自给佛像写碑文,说:“佛不是外人,关键在慈悲,毁寺庙不如教化人。”这温和劲儿,跟李德裕的强硬正好相反。
七、身后评说:历史天平上的两败俱伤
大中元年,李德裕被贬到崖州(今海南三亚),第二年就病死了。临死前写《穷愁志》,还在骂牛党:“牛僧孺这些人嫉贤妒能,把国家都搞坏了!”牛僧孺在洛阳听说消息,让人摆了酒席,却对着空座位叹气:“德裕公啊,你我斗了一辈子,最后谁也没赢。”(《云仙杂记》)
《新唐书》评价得公道:“牛李都是贤相,可惜被朋党蒙蔽,最后两败俱伤。”宋人宋祁在传后说:“朋党这事儿,从科举开始,因权位壮大,最后把国家都坑了。”这场党争掏空了中唐的家底,等到黄巢起义时,牛李两党早没影了,只留下一句感叹:“赶走河北的叛贼容易,赶走朝廷的朋党难啊!”(《资治通鉴》)
八、千年余响:科举与门第的世纪博弈
如今河南伊川的牛僧孺墓,墓碑早风化得模糊了,只剩“唐故太子少师牛公之墓”几个字能认。当地百姓叫他“牛丞相”,传着“牛李斗智”的故事:说两人在洛阳下棋,牛僧孺用“马”代表科举寒士,李德裕用“车”代表士族门阀,下了三天三夜没分胜负,最后棋盘变成了龙门石窟的“下棋石”。
从元和三年的对策到会昌年间的贬谪,牛僧孺的一生串起了中唐党争的核心矛盾——科举寒士和士族门阀的权力较量。今天再读他的对策,还能感受到那份“直言极谏”的勇气,而他与李德裕四十年的恩怨,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朋党案例就像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里说的:“朋党这祸害,开头是君子争政见,最后却被小人利用,这就是唐朝衰落的原因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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